美国失去优势的对象是中国，主观感受可能比英国当年衰落更煎熬：地位焦虑下的非理性行动。特朗普政府上任一年来的种种举措信德，让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时期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在1月21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，以1956年英法苏伊士运河事件为背景，探讨了美国在相对衰落时期的行动模式。
即使由理智的领导人执政，面临地位焦虑的强国也容易采取非理性行动。尽管美国在绝对实力上仍居首位，但面对种族、文化、制度迥异的中国的崛起，美国可能比当年衰落中的英国更加煎熬。特朗普的激进外交政策正是这种结构性压力的极端体现，但即使换作普通领导人，美国也可能因地位下滑的焦虑而对外强硬。
七十年前，同处衰落期的英国与法国试图以武力夺取苏伊士运河。吊诡的是，这两国当时皆非由明显的沙文主义者领导。时任英国首相安东尼·艾登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信德，堪称战后唐宁街10号最有修养的主人。这正说明地位焦虑使理性者行鲁莽之事：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打了一场无望的战争，英国则置身自认为无前途的欧洲联邦计划之外——这些误判的影响持续至今。
当然，美国的衰落并不像当年英法那样急剧。它仍是世界最强国家，只是优势缩小。但从另一角度看，美国的衰落更为痛苦。英国尚可自我安慰将霸权移交给了同属所谓民主世界、英语文化、白人主导的超级大国。相反，美国输给的中国毫无这些共性。因此信德尽管美国地位下滑的客观幅度远小于当年英国，主观感受上却可能更煎熬。衰落于谁手，事关重大。
若将特朗普这般人物置入这个等式，便不难理解对格陵兰的轻慢、在加勒比海的炮舰外交，以及其他苏伊士式的重振威望之举（或许只是稍成功些）。但即便在正常总统领导下，美国此时也可能行为不端。焦虑于地位的国家必须虚张声势。坦然接受衰落的超级大国实属罕见。
要证明这不只是特朗普的个人问题，可以回顾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已对“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秩序”躁动不安。且不论入侵伊拉克，布什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极度蔑视即是明证。这并非对他的指摘。骨子里亲西方的布什不信任其中部分内容是对的。关键在于，美国对法条主义世界秩序的不满早于特朗普。必然存在某种结构性因素长期困扰美国，那就是衰落。
尽管美国本世纪在绝对意义上表现惊人（经济、科技皆然），其相对衰落仍难以直观感知。但它确实存在：近年来美国制裁效力有限，在人工智能领域艰难保持领先，中国敢于在西半球拥有战略资产。对华军事优势已非千禧年之初的光景。即便是普通共和党总统在此情形下也会肆意出击，纵使不如特朗普那般不计后果。
过着比出生时更好生活的人，难以理解逆向坠落之痛。即便是轻微的地位下滑也能令人失衡。特朗普的行为只是某种必然现象的极端版本——它可能正在发生，近期曾发生，未来也可能重现。
修昔底德的名言“强者为所欲为，弱者逆来顺受”近来备受追捧。人们被要求凝重地点头称是，仿佛它道出了国际关系残酷而普遍的真理。然而，此言暗示国家随实力增长更具侵略性。实际上，美国在1946年正值鼎盛，生产全球半数工业品且垄断核武。拥有如此权势的美国并未对弱者“为所欲为”，反而建立了“马歇尔计划”与北约——开明自利的杰作。
因此，美国行为的黩武转向实则发生在相对衰落期。领导力可解释部分原因，其余皆属结构性问题。国家居于巅峰时更易展现慷慨。而当地位动摇，偏执与侵略便乘虚而入。因此在美国习惯“超级大国之一”（而非“唯一超级大国”）的新角色前，我们应预期其反复无常。英法最终接受了现实，尽管它们跌落的幅度更为剧烈。美国失去优势的对象是中国，主观感受可能比英国当年衰落更煎熬：地位焦虑下的非理性行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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